萧军、端木蕻良与骆宾基都是东北很有才气的作家，在30年代因萧红关系互相认识，后来却成为“仇人”，这是为什么？
萧军与端木蕻良是萧红的前后丈夫，骆宾基是萧红去世前44天的陪伴者。萧军和骆宾基都认为端木自私、虚伪，端木对两人的看法不详，因为他生前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这是他本人的隐私，无须公布于众。事实究竟如何呢？到了90年代，终于有人去访问端木，但这时端木因为中风而失去说话的能力，有许多事，只能由他的第二位妻子钟耀群来叙说了。
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
当时跟萧红接近的男作家不少，他们都很同情萧红，但与她聊天、谈话可以，要娶她为妻，恐怕谁都没想过。只有端木提出跟萧红结婚，而且要举行婚礼，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不管以前两萧和端木发生过什么过节，但在这件事上，端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在那个时代，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男人要娶一个曾与两个男人同居又先后分离的女人，谈何容易？因此，端木的母亲和亲友都不赞成，特别是端木的母亲。她认为萧红不吉利，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和这样的女人结婚。但端木违背母亲的意愿，坚持了自己的主见。
那天参加婚礼的有端木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文化界的胡风、艾青等人。萧红穿一件旗袍，端木着一套西装，婚礼办得既简单又隆重，在战争年代中是不多见的。
萧红在婚礼上的一番话倒是真正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态。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萧红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
然而，萧红的朋友们对这次婚礼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笔下，端木成了一个符号。如：“D．M”、“T君”、“D”等。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将萧军和萧红称为“夫妻”，而把萧红与端木称为“同居”。其实“同居”也好，“夫妻”也罢，都是事实婚姻，这是不容怀疑的，只是表达了人们对他们3人关系的看法而已。
萧红曾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说：“在最初她和T君是不承认有同居的关系……以后，她……和T君一同过新生活去了。”
为什么萧红那么贬低端木，最后却跟他结合？看似矛盾，其实很简单，就像她对梅林说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从前与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感到男子刚硬的一面，时间一长，家庭生活必定会发生种种不愉快。现在端木来了，从他身上体会到男人刚柔的一面：“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萧红感到很满足，这就够了。
有人说：端木两次抛下萧红，一次就是在1938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端木一人乘船走了，抛下萧红一人在武汉。
梅林在《忆萧红》里说：“1938年7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将上船那天，萧红因没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
1938年夏天，高原有事从延安到了武汉，通过胡风的帮助，找到了萧红，见她肚子隆起，穿一件夏布的长衫，坐在席子上，边上点着一盘蚊香。他回忆道：“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住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听了不服气，说：“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让我们来听听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是怎么说的。她在《端木与萧红》（1998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里提到了这件事：
那时，罗烽、白朗和他们的母亲在武汉，要买船票去重庆，萧红要端木找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一起走。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他俩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到小金龙巷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他一个人好办，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
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
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
端木严肃地说：“那怎么行？你一人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
萧红又急又气大声说：“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
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
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夫妻俩互敬互爱，本是人间美事，丈夫照顾妻子，妻子体贴丈夫。一般来说，家中有什么难事，总是由男方来承担，如果反过来，人们就会有想法，认为这个丈夫怎么一点也不爱护自己的女人？特别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健康的丈夫让怀有身孕的妻子留在不安全的城市里，自己先行离开，虽然此事是妻子劝丈夫先走的，但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眼里，总是说男的不好。
萧军和端木的性格、脾气不同。萧军处在这种情况，就会发火，拖也要把萧红拖上船，他认为男人受女的照顾，就枉为男子汉了。
萧红与端木一起生活时，心情时阴时晴。如靳以在《悼萧红》里提到的，说端木每天睡到中午12点，吃过饭，还要午睡。而萧红则每天烧饭洗衣服，跑来跑去买东西。有一次，端木打了女佣人，萧红跑到镇公所，还陪女佣人去验伤。萧红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讲到一个邻居用嘲笑的口吻说：“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萧红与端木生活在一起时，感情上是有缺陷的，不然她不会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人们说：萧红在香港病危时，端木第二次抛弃萧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仅见过两次，但战争爆发后，直至萧红1942年1月22日逝世的44天里，骆宾基一直守护在萧红的身边。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端木对骆宾基是不辞而别，对萧红说过告别的话。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周鲸文证实了这点，他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那么当时端木在干什么呢？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里说，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
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一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一个男子时，连对方的缺点都爱。但萧红认识端木时，已恋爱过，已结婚过，在考虑与端木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是理智胜过感情，也就是说，当初她已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但她还是决定与端木结婚。那就意味着能容忍端木的那些缺点和弱点，但事物是发展的，也许开头萧红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她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已骑虎难下，再加上生病、战争种种原因，更使她无法离开端木。退一万步来说，萧红对端木还是有感情的，她送给端木两件定情物，小竹杆和相思豆，平时对他也很关心。”
1997年3月20日的《澳门日报》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是赵淑侠与萧军、端木、骆宾基的合影。有人说他们是“终生情敌”，吃的是“陈年老醋”，如今怎么会坐在一起拍照呢？
原来是1986年，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应邀来中国开会，那天到会的作家很多，其中就有这东北文坛三老。会议结束时，赵淑侠上前说：“萧伯伯，我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作为纪念吗？”萧军说：“那就照吧！”骆宾基也道：“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赵淑侠又对端木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像嘛！”于是就有了这张令人惊异的合影。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至此，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摘自《纵横》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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